政府的决策及政府的贸易开放态度之中

2017-04-29 17:41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增长则更为缓慢。世界贸易组织估计,2016年按贸易量计算的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增速仅为1.7%,连续5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但是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来看,仍有不少国家的贸易增速要远远高于全球经济增速。同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变化也值得关注。据近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一季度,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1.66万亿元,同比增长26.2%,高于同期我国整体外贸增速4.4个百分点,占我国外贸总值的26.7%。同时,今年一季度我国对俄罗斯、巴基斯坦、波兰、哈萨克斯坦和印度等国进出口分别增长37%、18.7%、19%、69.3%和27.7%。可见,我国对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贸易投资等各类项目落地将直接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和就业,沿线区域的互联互通和贸易便利化得到进一步提升。
 
  当前,FTA谈判仍在进行与扩容中,中国也不断提出经济一体化的新主张,比如由中国与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五国合作建立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使亚洲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得以深入推进;推进“一带一路”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实现有效对接合作,也将对未来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互利共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当前,中欧班列有序发展、经贸合作区建设加快,中老铁路开工建设、土耳其东西高铁及匈塞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推进,都对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产业升级和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张宇燕:首先,贸易全球化是一种“非中性”的进程。也就是说,它在让一部分国家和人群受益的同时,也会使另一部分国家和人群的利益难以避免地受到损害。这种贸易全球化的“非中性”会使一些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考虑到开放贸易的负面影响从而设置障碍,进而影响其国家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
 
  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及其影响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由于开放竞争外国产品的进入,而造成的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或收入下降以及因市场受到影响而导致的当地部分人群的利益受损。比如,开放对外贸易后,当一国更加物美价廉的货品得以进入另一生产相对落后的国家之后,在惠及更多百姓享受价低质优商品的同时,也可能使得当地的工厂倒闭和工人下岗。而这部分受损人群的诉求必然会反映到政府的决策及政府的贸易开放态度之中。
 
  另一方面,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本身面对外来竞争者的警惕态度,他们无疑要为保护其既得利益而拒绝贸易开放。比如,调研中发现,东南亚的某个国家,其GDP仅是中国的三分之一,当地电价却是中国的三倍,这里具有丰沛的水、煤等自然资源,非常适合前去投资建厂。但是当中国的电力企业要进驻投资时,却受到来自其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这种阻挠对其国家的投资与贸易开放发展无疑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是贸易畅通的关键性障碍之一,也是未来应重点破除的贸易壁垒。
 
  其次,在贸易畅通过程中还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自身贸易能力的不足。比如中国与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贸易顺差,对沿线国家而言的这种贸易逆差,也让他们产生贸易保护主义情绪,这种抵触情绪成为贸易开放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贸易能力主要是指一国的出口能力,贸易能力不足主要由两个原因导致:一是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就会极大影响他们的出口能力,比如影响当地资源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等;二是一些国家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不明显,这也是造成他们出现巨大贸易赤字的原因,尤其是相比中国贸易赤字大的原因。而这也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来源,甚至间接影响双方的贸易政策制定,使整个双边经贸关系的氛围受到负面影响。
 
  受出口能力弱的影响,也造成了部分国家外汇严重短缺。这促使当地政府采取了较为严格的外汇管制与资本管制措施,这样做的结果极大增加了涉外企业和相关贸易部门的汇兑成本,进而影响了投资企业的发展积极性,也对当地的贸易发展造成损害。
 
  张宇燕:第一,针对贸易全球化的“非中性”以及来自贸易国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贸易阻碍,各国学界和政府要认识并厘清一个概念——得自贸易的收益。得自贸易的收益从长期来看,最终必将惠及所有参与贸易的人群,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国家或群体的利益可能会受到短期“非中性”的影响,部分利益受损。因此,对得自贸易收益的理解,要分清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系、多数人获益与少数人利益受损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也是对国际贸易的一个基本认识,端正这种认识对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极为重要。